劉逢祿(1776~1829)，字申受，一字申甫，號思誤居士。江蘇武進(今江蘇省常州市)人。生於乾隆四十一年，卒於道光九年，得年五十四歲。
　　劉逢祿的十六世先祖劉真，是明朝的開國功臣，受命駐紮在常州郡城西營，此後便世代居於此處，稱為「西營劉氏」。劉氏代代以耕讀傳家，出了不少舉人、進士，子孫中為官者不在少數。在地方上，是相當受到敬重的書香世家。到了劉逢祿這一代，家境依舊寬裕，他的祖父，是文淵閣大學士、軍機大臣劉綸，外祖父是禮部侍郎、常州公羊學派創始人莊存與。
　　在這樣的家學背景薰陶之下，劉逢祿自小便受到極佳的啟蒙與教導。他的母親每當夜晚，正規課程已結束，或者是歲末年終，家庭教師休長假時，都會親自教授他《楚辭》、《文選》以及唐宋人詩文，並且諄諄告誡他「家學不可廢也。」
　　劉逢祿自幼習讀詩書，讀《左傳》時，產生懷疑，認為書中所言是非，似非大義。十三歲那年，讀到《漢書‧董江都傳》，非常仰慕董仲舒的學問，開始接觸《春秋繁露》，「微言大義」的觀念，深植在他腦海裡，又發憤研讀《公羊傳何氏解詁》，凡此種種，讓他的外祖父莊存與非常高興，對他充滿了期待。之後，劉逢祿跟隨著從舅莊述祖，學習《夏時》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，莊述祖對公羊學頗有心得，他認為「《穀粱》不如《公羊》，而《左傳》並非是為注解《春秋》而做」，這樣的想法，啟蒙了劉逢祿的《公羊》學。
　　有了外家那邊的影響，加上劉逢祿天生就似乎與董仲舒、何休的治學頻率相同。他自己說過「余自童子時，癖嗜二君(董仲舒、何休)之書，若出天性」、「祿束發受經，善董生、何氏之書若合符節。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劉逢祿治經，強調「務通大義，不專章句」。以《公羊》統攝群經。亦兼及《尚書》今古文之爭、天文、小學等範疇。但由於《春秋》學在當時是《左傳》一枝獨秀，這使得劉逢祿的科場之路，不是那麼順遂。十八歲時，劉逢祿補博士弟子員，卻在七年後才有資格進入國子監。鄉試應試時，劉逢祿以公羊義應答，使閱卷者大為震驚。好不容易在嘉慶十二年(1807)中舉，卻接連兩次考進士落第，直至嘉慶十九年(1814)，已三十九歲的劉逢祿才考中進士，點為翰林院庶起士，正式展開他的仕宦之途。他先擔任禮部主事，再補為儀制司主事。此後在禮部十餘年，一直到過世。
　　嘉慶皇帝駕崩時(1820)，劉逢祿根據經義，制定全程的喪儀禮式，由駕崩到奉安歸葬，典章具備，深得好評。道光四年(1824)，越南使臣針對敕書中，被稱「外夷」表示不滿。劉逢祿又引經據典，力陳「夷」非蔑稱，平息了此一外交事件。他還多次引春秋公羊義，來解決民間法律糾紛。劉逢祿在禮部任職約十二年。凡遇到相持不決、疑義難解的情況，他總能引用經義斷疑決事，為此深受眾人欽服。時人以為有董仲舒之風。然而，實際上，劉逢祿不僅只是對董仲舒、何休做出承繼而已。
　　細觀他的《公羊》學，其實是把儒家經典全面公羊化。他提出理論：「〝三科九旨〞才是孔子口授的〝微言大義〞」。強調凡治經，都必須有三科九旨，唯有如此，才算有「師法」，才合於聖人的大義。劉逢祿以「三科九旨」的觀念，將春秋學的正統，由《左傳》變為《公羊》，並且嘗試著從《公羊》的改制說(春秋說)切入。劉逢祿以封建制為春秋制，並認為「禮」與「刑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証。與董仲舒、何休對比，劉逢祿將「刑」提升到與「禮」同等的地位，重視誅貶絕。此觀念源自於天子討伐諸侯的「九伐之法」。
　　由於他在《公羊》學的成就，也推動了《公羊》學在清代中葉之後的盛況。又因為清代中葉之後，國家逐漸陷於內憂外患的動亂中，劉逢祿的兩位學生：魏源與龔自珍，更是標舉著「變古改制」的大旗，以儒家經典《公羊》傳的理論，結合西方科學新知，意欲振衰起敝、救國救民。在這樣的歷史因緣之下，劉逢祿被推崇為「對公羊學變革改制理論的挖掘，奠定了清代公羊學的基礎與發展方向，也讓今文經學成為晚清學術主流。劉氏弟子對晚清世局與思潮的劇烈變遷，有著主導性的影響。且籠罩層面以由學術轉為政治，甚至是社會文化思潮。」
　　這樣的說法，固然未必合於學術發展的全貌。但劉逢祿的公羊學，確實使得沉寂千百年的《公羊》學，有了自漢代以後，未曾有過的昌盛，由晚清到民初，蔚為顯學。
　　除了他的名著，《公羊春秋何氏釋例》、《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》之外，劉逢祿還著有《禮部集》（長子劉承寬、學生魏源編纂）、《儀禮決獄》、《申何難鄭》、《儀禮決獄》、《論語述何》、《夏時經傳箋》、《中庸崇禮論》、《漢紀述例》、《緯略》、《春秋賞罰格》、《左氏春秋考證》、《易虞氏變動表》、《六爻發揮旁通表》、《卦象陰陽大義》、《虞氏易言補》、《尚書今古文集解》、《書序述聞》、《詩聲衍》、《四書是訓》、《發墨守評》、《箴膏肓評》、《榖梁廢疾申何》、《庚申大禮記注長編》、《春闈雜錄》、《東陵勘地圖說》、《石渠禮論》、《說文衍聲記》、《五經考異》(未完成)，著作等身、數量驚人。


撰稿人：李慈恩